“2004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粮食直补等农业补贴惠农政策，这些政策对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是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农业委员会主任杨玉成表示，“尽管近年来粮食价格上升，但农业比较效益低，粮食价格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幅度，种粮农民期盼‘粮价高一点、补贴多一点、农资稳一点’。”许多委员也赞成他的观点。“如果还是按传统农业方式应对现在的‘三农’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一语中的。
让农业补贴政策激励效果更加显著
杨玉成说：“我国已初步形成以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收入补贴，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能繁母猪饲养补贴等为主的专项生产性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相结合的综合性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由于粮食补贴标准低、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规模小、部门多头管理、补贴政策目标不清晰、监管职责不明确、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对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发挥的功效逐步减弱。”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甘肃省主委郭层城呼吁，应强化农业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使其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
“所有国家对农业都有补贴，我国亦不例外。”柯炳生介绍，我国从2003年开始，建立了农产品四项补贴和价格支持的政策体系，但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补贴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显著减弱；与此同时，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却全面高于进口产品的价格。“直接后果是导致大量进口，同时国内产品出现卖难，国家库存大幅度增加，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进而导致国家库存补贴大幅度增加，不堪重负。”他说。
种粮补贴要补给种粮的人
“种粮农民只要有承包地，不论种什么、种多少，甚至不种，都可以享受粮食补贴。这种方式会使农民认为补贴资金是政府对农民利益的补偿，是对承包土地的普惠政策。”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陶夏新观点鲜明地表示，“一句话，粮食补贴的直接受益者应该是种粮农民，种粮多的多补贴，种粮少的少补贴，不种粮的不补贴，促进农户扩大粮食规模经营，推动粮食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实现粮食生产经营的规模效益。”
“改变目前‘按地补贴’的做法，粮食直补与农资综合补贴应尽快实现补贴与种植面积挂钩，确保政策与发展粮食生产的激励目标相一致。通过专项检查、定期督查等形式，对各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及时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确保农业补贴真正用到实处。”郭层城建议。
“另外，应加大对产粮大县的扶持力度。对产粮大县应有一定的政策倾斜，让产粮大县少吃亏或不吃亏，保护好各方面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杨玉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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