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结合河南实际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科学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之间体制机制的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特别是促进农民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
一、加快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持续减少农民
党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河南是农业大省，特别是粮食大省，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落实党的十八大上述要求，必须科学分析发展现代农业的制约因素，采取正确对策。
河南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制约因素是人多地少，生产经营规模过小。首先，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过小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河南农民户均耕地只有5亩左右，小农户已有农机具的利用率比较低，购买大型农业机械利用率就更低。即使有的农户出于商业目的购买了大型农机，利用效率仍然受到地块规模过小、过于分散的制约，农机合作社的组织协调成本也比较高。当然，组织起来比分散的农户具有优越性，但人多地少的根本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农田水利建设和植保也受到规模过小的严重制约。其次，规模过小制约农业标准化。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从源头抓起，切实推进农业标准化。在大量超小规模市场生产经营的基础上推进农业标准化，组织成本相当高，难度很大。第三，规模过小制约农业专业化。专业化分工协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受投资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农户增加农业投资的收益越来越低。河南农民每亩种粮净收益只有300多元钱，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靠种粮致富根本不可能。种植瓜果蔬菜、发展养殖业虽然效益较高，但由于受市场需求约束不能大面积推广，否则会因供给大幅度增加而价格下降导致亏损，因此，以此增收是有限的。农民不减少，“三农”没希望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导致农业人多地少的原因在于城乡二元体制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使大量人口留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城乡二元体制并未清除；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并没有在城镇安家落户融入城镇，而是漂在城镇，形成了一种候鸟式转移，导致农业的兼业化经营。要以较低的成本推进农业的专业化、标准化、现代化，就必须下决心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在保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促进农民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在农民转移的基础上促进耕地向留下来的农户流转，培育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使户均耕地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业投资的收益率，调动农户投资农业的积极性，增强农业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减轻各级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同时，农业机械化水平越高，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就越少，目前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完全有条件发展1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在支撑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二、非农产业持续发展需要规模聚集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以推进城镇化为重点，增强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这一要求完全符合河南实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从河南实际看，人多地少条件下农民靠农业致富很难，在农村就地发展非农产业也不容易，因为非农产业的持续发展需要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规模效益就是随着规模扩大成本降低而获得的效益，聚集效益就是有机集中以后所增加的效益。一次做10个人的饭比只做一个人的饭成本低，10根筷子并在一起比单根更难折断，蚂蚁、蜜蜂等生物集群生存效果好，鳏寡孤独组合成家庭比较幸福，等等，充分说明团结就是力量，系统的整体功能确实大于部分功能之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也是这样，集群发展效率较高。河南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在农村分散发展非农产业成本高、效益低、风险大、升级难，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工业化道路走不通，必须与城镇化结合，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在小规模分散的村庄，服务业也难以得到长足发展。因为服务业的发展要求市场需求达到盈亏平衡点所需要的最小必要规模。不同行业的服务业企业盈亏平衡点不同，所需要的最小必要规模不同，如早餐摊点需要的人口规模较小，电影院需要的人口规模较大，一些商业专营店也需要较大的人口规模。总之，人口规模越大，分工越深越细，服务业种类越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人口规模越小，分工越浅越粗，服务业种类越少，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越低。如城市才有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专业培训班，农村没有。有人主张让农民在农村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城里有啥村里有啥。这种追求应当肯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例如电视、手机、沙发、自来水、小汽车等等，城里人可以有，农村人也可以有。但那些对规模要求较高的东西，村里要有就比较困难，如大商场、专卖店、地铁等等。北京申办奥运会、上海申办世博会，村庄申办举办就比较困难。像燕莎那样的大商场，办在北京能够盈利，办在村庄可能亏损。据媒体报道，20世纪90年代湖北省长阳县兴办了70多所希望小学，当时的口号是“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的家门口”、“让贫下中农的孩子个个有学上，人人有桌凳”，至今已经废弃50多所，大多变成了猪圈、鸡圈、鸭圈。主要原因是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孩子越来越少，学校规模太小，配齐教师成本太高，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农民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往城镇上学。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就会消失4所农村学校(见2012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第2版)，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还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补贴鼓励农民用沼气池，现在不少已经废弃。主要原因是农户家庭小型化，畜牧养殖规模化，农户不再分散养殖牲畜，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留下来的老人和小孩的人粪尿不足以生产沼气。现在河南农村正在撤并村庄，原来在被撤并村庄搞的“村村通工程”，如道路需要平整复耕，成本比较高，难度也不小。所以，对在小规模分散的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制约因素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在农村改善民生的难度特别是财政负担要有充分的认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有充分的认识。在作决策时一定要有长远和全局眼光，切实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不能只看眼前和局部。
三、居住方式要服从生产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符合人类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发展演变的趋势。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生产方式决定居住方式。渔猎时代人类住山洞、水边，离渔猎的对象近；游牧时代居住帐篷，便于随畜群逐水草迁移；农业时代逐耕地而居，便于就近耕种；工业化时代逐工业服务业发展的条件而居，自然要在非农产业发展条件较好的城镇集中居住。目前我国的生产方式正在从以农耕为主向以工商业为主转变，居住方式也应当从小规模分散的农村向大规模集中的城镇转变。工业的发展趋势是在那些基础较好、比较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的地方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优势产业基地，服务业发展的趋势是在各级中心城市集聚发展，形成商贸、物流、金融等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随着农业占比持续降低，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持续减少，原来适应农业生产需要而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将不断减少，根据非农产业集聚发展的需要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直到农业人均耕地达到最小必要规模，从事农业的收入等于或大于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应当顺应这个趋势而为，不能逆这个趋势而动，促进居住方式从小规模分散的平面居住方式向大规模集中的立体居住方式转变，而不是保持小规模分散的居住方式，让非农产业分散发展去适应旧的居住方式。
农民居住的地点不同，转移的方式和距离当然也不同。城中城、城市郊区的农民当然可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就地就近转移，像华西村、刘庄村等非农产业发展较好的村庄，以及那些有旅游资源的地方，农民应当也能够就地就近转移就业。那些远离城镇、非农产业发展条件和基础都很差的农村，多数农民应当异地转移，哪里能够吸纳非农就业就向哪里转移，不应违反非农产业集聚发展的规律过度强调就地发展非农产业。新农村及其社区建设应当优先在城市郊区、产业集聚区、小城镇等非农产业有基础、前景好的地方进行，尽可能与工业化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避免将来形成新的空巢和空心村，从而造成浪费。农业发展的前景是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标准化、现代化，能够容纳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少，多数农民必须向能够吸纳非农就业的地方集中，以较小的风险增加收入，以较低的成本改善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