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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 能否既赚钱又公平

2013-03-25

 

  家庭农场的政策平衡点,就在积极稳妥之间。积极者,要通过适度的土地集中让种粮者有钱可赚。稳妥者,这钱赚得让大家服气,不会造成新的资源分配不公。

  出于这种考虑,家庭农场的制度设计隐含了一些限制,譬如规模不宜太大、不鼓励外来工商资本直接介入,农场主不能当“二传手”等。但在务农比较效益持续走低、农村青壮年不再像父辈那样留恋土地的大背景下,政府势必要调动各种资源、手段来鼓励留守者的种粮积极性。

  这些资金补贴、政策扶持,在当前甚至将来或许都必不可少。但要注意一点,这其实是在不触及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调整了农村的资源分配模式,一旦不能保护准入公平,容易演变成对少数人的利益输送。此外,在流转年限等问题上也要把握好尺度,不要为了推进而勉强推进。

  家庭农场主的积极性是否生长在公平的原野上,和这些具体制度的设计息息相关。当前各地的探索是否足够积极稳妥?请看本报记者来自安徽郎溪和上海松江的调查。

  ――编者

  如何维护准入公平?

  种植能人优先,同时选拔过程透明,有退出机制

  农村最先接受“家庭农场”这种新尝试的人,往往是那些思维开放的经济能人。看到这些人成功了,其他人才会跟进。扶持大户、利用能人的示范效应,方便有效,容易形成政策惯性,这是对政策准入公平的一个潜在挑战。

  上海松江区黄桥村村委会副主任陈继明告诉记者,一开始推行家庭农场时,上门做工作都很少有人申请,村里第一户家庭农场主反而是邻村的农机手张小弟。

  “我们对家庭农场经营者有明确要求。”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说,准入条件原本有一条规定,原则上为本村农户家庭。但在起始阶段,要以鼓励积极性为主。

  封坚强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调动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生产及环保积极性,最近区里还在酝酿“改补为奖”,把原本针对所有家庭农场主的一项补贴改为奖励绩效优秀者。

  看到家庭农场挺赚钱,黄桥村也有人表示想种田。但是在新一轮经营者选用时,先前表现突出的经营者获得了优先续约权。

  “你觉得村里的选拔公正吗?”记者在村民王喜针家时,邻居潘秋芳来串门了。潘秋芳一听,心直口快地说:“他们有本事,当然让他们种喽。种地挺辛苦,又有风险,我们拿拿流转费,不用操心了。”

  陈继明说,张小弟种的水稻亩产高达1250斤,“很多人听了,都觉得自己有差距,再不提要田的事了。”

  “都是乡里乡亲的,谁有敬业精神,田种得好,农机操作技能高,村民心里明明白白,作不得假。”松江区泖港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荣说,选拔过程公开透明,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

  准入标准、家庭农场数量、经营规模等,都以书面或张榜公示等方式告知村民。有意愿的农户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后,村委会进行资格审核,再由本村老干部、老党员、老队长进行民主评定,择优选择。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议定了淘汰退出机制。“我们每年对家庭农场进行三次生产经营管理考核,产量、农田形象等都是考核内容,不合格者淘汰,优秀者优先延期。”陈继明说,经营期间,农场主每年要参加两次专业培训,获得相应资格证书。

  “去年腰泾村有名夏姓村民,申请了家庭农场却转包给他人耕种。结果,合同期结束后,村民代表大会上,大家一致反对他再继续经营。”梁荣告诉记者。

  在安徽郎溪县,有条件当家庭农场主的,同样只能是已有一些积累的村里能人。郎溪县农委经管科科长严虎坦言,仅流转土地一项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并不是随便谁都能来当农场主。

  “目前部分农场主是自己与村民协商流转土地,也有一些是镇、村出面协调,现在郎溪县成立了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提供信息发布、价格指导、协议规范等服务。”

  尽管郎溪县也制定了详细的家庭农场准入机制。不过,郎溪县农委主任包德平表示,目前对家庭农场的规模要求主要还是设下限,当然也不是说越大越好。他们更担忧,家庭农场能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目前,郎溪县有各类家庭农场216个,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农民在经营。包德平说,如果有外来人员要到郎溪建立家庭农场,只要从事农业生产并符合相应要求,当地并没有特殊限制。

  流转年限多长为宜?

  不宜太短也不宜太长,最好保留议价空间

  家庭农场理想的成长环境,当然是城镇化进展顺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彻底转为城镇居民,这样农村土地的相对集中就顺理成章,也不会有后顾之忧。只是,这个过程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现反复,因此确定土地流转的规模和年限时有必要更审慎一些。

  松江开始试点时,只签1年合同。因为家庭农场经营者要求是自耕农,不能当“二传手”转包给他人耕种。随着一些家庭农场经营能手的脱颖而出,在得到村民认可的基础上,期限从1年放宽到3年,后来又有部分放宽到5年。

  “今年考虑对会驾驶农机的自耕农延长至10年,以切实提高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在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的设想中,家庭农场主就应该像张小弟那样,自己会操作农机,成为真正的自耕农,这样能把政策补贴效益最大化。张小弟有3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政府补贴50%―70%。总价30万元的收割机,他自己只掏了9万元。除自己的200亩耕地外,他还承包了附近800亩地的农机服务工作,仅此一项年收入约4万元,加上种田收入,年净收入近20万元。

  目前,松江机农结合的家庭农场主有140户,计划每年新增20%。随着上了年纪的家庭农场主逐渐面临“退休”,年轻、有技术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将成为主力干将。

  不过,松江暂时还不会把流转期限一下子拉太长,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要考虑,一旦经济形势不好或者双方收益悬殊,村民想要回土地只能悔约。家庭农场主手中的地有三个“权利人”: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属于被确权的村民,而经营权是家庭农场主的。

  “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村委会作为中间方,有利于提升双方信任度,避免因悔约产生矛盾。”封坚强表示。在法律层面,承包农民的土地权被优先保证,他们不想转租的话,随时可以索回土地,最多让家庭农场主收完地上的庄稼。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万胜认为,村委会的“贴身”管理和服务,对村民和家庭农场经营者来说,都是一剂重要的“润滑剂”。

  郎溪则一开始就把最低流转年限定为5年。“这主要是为了保证经营的规模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严虎说。

  记者发现,目前当地实际签订的土地流转年限多集中在3到5年,10年以上的相对较少,尤其用于种植的土地年限都不算长。

  “土地流转年限不宜短也不宜长,短了难以保证农场经营的稳定性,而长了农民想拿回土地或者流转价格上涨都不方便操作。”严虎说,现在协议中一般都会注明流转价格的议价条款,并非一成不变。

  安徽省社科院博士顾辉认为,家庭农场可以理解为当前农业的家庭经营向公司化经营的一个过渡,农业现代化最终还是要走公司化经营的道路,但农业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其经营形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也不可能模式完全统一,现阶段应该允许和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模式。

  怎么把握扶持力度?

  扶上马送一程,但要避免惠农政策被强势群体挤占

  有诸多内在限制的家庭农场,其经济活力一定程度上受到先天限制,在其成长初期,尤其需要一些政策和资金扶持。当然,这种扶持不能喧宾夺主。

  由于流转成本偏高,松江区最初给家庭农场主每亩补贴200元,随着粮食收购价上升,调整为100―150元。封坚强表示,“改补为奖”之后,主要奖励秸秆还田、机械直播、高产创建三个方面,“一项做得好就奖50元”。

  盛亚飞认为,政府补贴的着眼点应该是扶持农业,而不是为了增加企业盈利。

  松江更注重为家庭农场提供全程服务。区里建立粮食种子繁育供应基地,统一供种,使全区水稻良种覆盖率达100%。全区还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30家,为家庭农场水稻生产提供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建立农资超市14家,并统一将防治农药送到村里……

  而在融资渠道相对欠缺的郎溪,农场主普遍面临的还是资金难题。包德平表示,目前家庭农场普遍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上农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一旦遇上重大自然灾害,后果是毁灭性的。

  正月初九,一场大雪压塌了郎溪县家庭农场主李俊的浸种大棚。“目前保险只保稻、麦、能繁母猪,而对于这些设施并不承保,所以最怕自然灾害。”李俊希望为农民提供这方面的保障服务,“如果遇上恶劣灾害导致粮食绝收,即便保险能够补贴每亩300元,人工工资加上流转成本就足以把一个农场主压垮。”

  “在政府推动下,郎溪县建立了家庭农场协会,成员已经达到160多家,协会为家庭农场提供技术指导、权益维护等帮助,同时为家庭农场协调贷款,2012年共融资500多万元,而今年有望达到3000万元。”兼任家庭农场协会秘书长的严虎说,郎溪已在酝酿有针对性的项目补贴和专项资金。

  目前,郎溪对于家庭农场经营范围的限定是以粮油为重点,围绕当地茶叶、水产、畜牧、蔬菜、水果、花卉等产业展开,并没有严格为只能种粮。而且,目前家庭农场种粮的收益并不高,在不发生自然灾害、没有减产的前提下,每亩净利润不超过400元。

  李俊说,家庭农场主普遍种粮积极性不高,大多倾向于种经济作物或搞养殖。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益,会导致粮食种植面积收缩。

  “保持一定的种粮面积,关系到粮食安全,所以国家要在提高粮价之外谋划更好的增收办法,目前通过优良品种等技术手段要效益已经接近饱和。”严虎说。

  记者采访中发现,目前还存在一些农业企业通过相关惠农政策套取惠农资金的问题。

  一些企业改头换面,改成农业企业,在获得相关补贴之后却不用于农业生产;更有甚者,企业借家庭农场的“壳”,获得相关财政支持,而这些资金却没有一分钱投到家庭农场。严虎说,“要避免惠农政策被强势群体挤占,出台的相关政策就要更加可行、细致、明确,在操作层面更加具体。”

  顾辉认为,无论在何种阶段,农业作为弱质产业,都应该得到扶持。纵观西方国家农场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生存也非常困难。尤其是面临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时,没有政府的援手自身很难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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