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换人”在浙江

　　本报记者蒋文龙朱海洋

　　浙江农业需要机械化吗？浙江农机化有何作为？农机化不就是几台拖拉机吗？谈到浙江的农机化，许多人不禁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推理：在浙江，土地严重碎片化决定了农机化难以施展拳脚；而农业在全省GDP中比重日趋缩小，更意味着农机化的未来并非阳光大道。

　　但如今，在砥砺实践中，浙江改写了这一逻辑：正是由于农机化的奋力挺进，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劳动力短缺、规模经营不足、科技推广缓慢等问题，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浙江的农业现代化才得以破茧成蝶，写下光辉灿烂的一章。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浙江百亩耕地拥有农机动力数位居全国三甲，水稻全程机械化水平居南方水稻产区前列，茶叶生产关键环节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机装备制造业产值位列全国第四……

　　另一组数据是：连续多年下滑的粮食生产，由于政策补贴和农机化的双重给力，最近10年基本保持稳定；十大主导产业则各显神通，让浙江农民在农业中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人均纯收入连续30多年领跑全国。

　　在一个农业发展完全有可能被边缘化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一个农机化困难重重、充满挑战的省份，浙江“农机人”克难攻坚、锐意创新，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由人畜力为主，向机械化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在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促共进的良性关系。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赵建阳是浙江省蔬菜产业首席专家，不久前，他将收集到的100多个视频郑重交给省农机局，里面全是国外最先进的果蔬农机产品。他说，自己干了一辈子农技推广，即将退休前，唯一遗憾的是：与国外相比，与浙江其他农业产业相比，蔬菜产业的机械化严重滞后。

　　“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机械化的进步。我们的品种很好，但如果没有机械化支撑，就很难规模化、产业化。”

　　赵建阳的忧心忡忡，典型说明了各个产业农机化难以齐头并进的现状。事实上，如果站在整个浙江农业发展的高度看，农机化的挑战远比他想象的要尖锐、要激烈。

　　首先是农民心中“绿色”的期盼：浙江农民一直富甲全国，对从业体面、劳动轻便、增收致富有着新的、更高的要求。过去农村最富裕的是劳动力，通过人海战术可以完成所有的大田作业；现在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收入稳定，且无风险。两相比较，留在农村务农的，期望值自然更高。

　　其次是浙江农业“黄色”的亮灯：一方面，与国外进口相比，浙江的农产品价格上已不占优势，另一方面，劳动成本还在节节攀升。双重夹击之下，如果没有农机化撑腰，浙江农业岌岌可危。

　　最后是发展的“红色”要求：早在2003年，浙江就提出“高效生态”理念，但高效意味着高产，意味着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意味着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则意味着对投入品的严格管控，意味着产量和效益有可能因此下降。鱼与熊掌如何兼得，农机化无疑是“灵丹妙药”。

　　浙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又谈何容易？除了承包经营带来的土地高度碎片化，“七山二水一分田”以及“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的客观现实，更是让浙江农机化举步维艰。比如：北方地区普遍使用的喷杆式喷雾机，工作效率很高，很受用户欢迎，但到了浙江就“晕头转向”，因为浙江多的是山地，要水没水、要路没路，而喷雾机重心较高，要爬坡过坎，往往未及作业，早已翻倒在地。

　　浙江必须探索符合自己客观实际的优质、高效的农机化之路。副省长黄旭明在各种场合多次呼吁：“尽管困难重重，但要素约束和产业结构，都决定了浙江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推进农业机械化。这是必由之路，更是根本出路！”

　　农机专业出身的浙江省省长李强，更是多次强调：“机器换人”不仅能提高产品质量，而且对集约节约要素资源、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行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一定要在工业、农业、商业等领域全面推进。